医生的工作应该是治疗病人，而不是决定谁能活下去。
为了解决“康复血浆给谁用”这个在道德上极为折磨人的问题，孙立恩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最终，他决定还是按照最客观的角度来决定血浆的去向——患者本身应该有比较快速的进展，同时全身器官应当尚未出现严重的缺氧损伤。
最重要的一点是，患者从发病到使用血浆为止，整个病程不应当超过两周。
病毒在人体内的数量变化是一个前半段呈指数上升，高峰期后开始快速降低的过程。当抗体开始产生的时候，病毒数量就会开始快速降低。而在病毒清零后，抗体仍然会在人体内维持一段时间。并且在人体再次感染病毒后快速大量产生抗体，从而消灭已经感染过一次的病毒。
这个整个过程被称为“免疫反应”。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高效和病毒结合形成免疫结合物的抗体是igg。而最早产生用于抵抗感染的则是igm抗体。
igm抗体用于对抗病毒感染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而真正能够起到一锤定音效果的，则是igg抗体。
目前医生们对于这种抗体的研究还很少，毕竟不同的疾病所产生的抗体效果和滴度以及高峰出现时间都还不好确定。孙立恩所提出的两周这个时间段，是参考了十七年前sars的研究数据所制定的。
在当年的研究中一共纳入了一百零四名患者作为研究样本。这一百零四名患者出现igg抗体的时间最短只有8天，而最长的则有31天。大约有50%的病人会在发病的14天后，igg抗体开始转为阳性。
同时，北五区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在发病两周左右开始出现严重症状。并且最终需要入院进行治疗的。从发病开始两周，这样的患者基本都是病毒载量最高的那一批。
如果他们的病情进展迅速，那就往往意味着预后会不太好。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康复者血清，血清中的igg抗体就能够中和掉很大一批病毒，为他们自身产生抗体争取更多的时间。
对发病两周左右，病情有迅速进展且没有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使用康复者血清，这个应该是目前收益最大的治疗方案，也是孙立恩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康复者血清介入时间点。
孙立恩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发给了宋文和吕志民以及李承平教授后，又把这个草案发给了帕斯卡尔博士，请他从免疫角度出发帮忙研究一下方案。
这么一趟折腾下来，孙立恩居然生出了一种自己正在努力搞科研的错觉。而且还是那种时间线特别紧迫的科研项目。如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是一个科研的大项目。而这个项目下方，孙立恩已经趟过或者说正准备去趟的子项目包括pcr检查试剂盒、对患者的早期生命支持、对患者的器官损伤性质的研究、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探讨……现在还得再加上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免疫机制的研究。
说毫不费力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么多研究项目，每一项都对治疗患者至关重要，每一项又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及研究人员的精力才能开始推动。这次的疫情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那么，这样的攻关科研自然也不可能只靠一个小小的孙立恩。把整个宁远医学院填进去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翻不起什么波浪。
这是一项需要集中所有力量，集中攻关的艰苦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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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比较复杂，我需要一些时间。”凌晨四点钟，帕斯卡尔博士从梦中被孙立恩的微信惊醒。怀着一股好梦被人打扰了的怨气骂骂咧咧起身后，帕斯卡尔博士用了足足五分钟才看明白孙立恩又给自己找了个多么重要的工作。
简短回复了孙立恩之后，帕斯卡尔博士从床上起身。亲吻了一下同样被微信提示音惊醒的伊莎贝拉之后，他披着睡衣踩着拖鞋，晃晃悠悠的走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拧开台灯的同时，他非常熟练的往自己眼睛里滴了两滴眼药水，并且还为自己按了一杯胶囊咖啡。
从凌晨四点开始工作，这当然不是帕斯卡尔博士的日常。但孙立恩发来请求帮助的内容干系实在是太大，帕斯卡尔博士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为自己平生仅见的二十八岁的主任医师分析一下。
作为一名留守在宁远后方的专业人士，帕斯卡尔博士一直都在关注着云鹤当地的各种消息。宁远的医疗队已经出发了差不多四天时间，而从前线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令人心惊胆战。作为一名曾经去过诸多战区，多次在联合国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旗帜下工作过的医生，帕斯卡尔博士自己都罕见的产生了一丝“惧怕”的情绪。
他实在是想象不出来，如果自己去了云鹤，能不能和孙立恩以及其他中国医生们一样，义无反顾的穿着防护衣，一脑门子扎进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战场。
要不是见过自己宁远的同事们平时是怎么面对病人的，帕斯卡尔恐怕只会往“这些医生都是被强迫的”方向去发散思维——这种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前去帮助自己同胞的人国外倒不是没有，但确实属于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