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了些漂亮话，但就算是刘堂春也不敢保证，自己这一行人真的能从死神手里夺回哪怕是一个患者的性命。
八名还活着的患者全部被转入了同一个大型病房进行集中照顾，而中国医疗队也兵分两路，陈天养带着三名外科方向的医生来到了营地进行援助。四名医生，再加上原本就在营地的孙立恩，刘堂春和胡春波，七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照看八个病人，按理来说人手已经充沛到了有些奢侈的地步。
但……在这种程度的监护下，患者依旧一个接一个死去。等到了晚上，八名患者中有三人因为脑疝发作而死亡。整个病房里还剩下五名患者。
平时在医院里的时候，医生们也要面对这种患者不停死亡的糟心事情。但这种数小时内接连三人死亡的事情还是太“刺激”了一点。就连陈天养都觉着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烦——明明诊断是对的，治疗方案也是对的。但患者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种结局对医生们的冲击是极大的。
“要不是来之前做了做功课，我都快要觉得孙立恩的诊断出问题了。”陈天养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绿茶喝着，“这也死的太快了。”
“急性发作后死亡率极高，预后极差……这都是文献上写过的东西。但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这两个‘极’是什么意思。”胡春波也有些意兴阑珊，身为医生的自尊到目前为止大概还能剩下一些看不出原来形状的残渣。而且都碎到了跪在地上用勺子舀半小时都舀不起来的地步。
“当医生嘛，就是这样咯。”刘堂春伸了个懒腰，多次连续的胸外按压抢救无效让他也累的够呛，“不要想着能把每一个患者都救回来。尽力而为，能救一个是一个。”
“一点有效手段都没有，我们这么搞连尽力都说不上。”陈天养对此有不同看法，身为外科医生的他早就习惯了尽量掌控局面。对急诊科的这种“尽人事知天命”的处事态度有些看不惯。“除了在他们脑疝的时候在胸口上按个二十分钟，顺便按断几根肋骨以外，咱们还得想点其他办法吧？”
“预防性开颅怎么样？”孙立恩坐在地面上喘了半天，才举起手企图发言，“这些患者的颅内压上升的太快了，就算用上了甘露醇也阻挡不了颅内压上升。那作为预防措施，先把他们的颅骨都去掉一块释放颅压行不行？”
“导致他们出现颅内压升高的并不只是脑室的脑脊液流通阻碍，还有全脑性的炎症反应。”胡春波摇了摇头，“单纯取出颅骨骨瓣的作用不是很大。”
“那就再加激素冲击治疗。把炎症反应先压下来再说。”孙立恩晃着自己面条一样的双臂，半是认真半是赌气道，“这么个搞法，我得死在他们前头！”
作为整个医疗队里职称级别最低，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急诊科医生。孙立恩在抢救过程中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进行抢救的主力。胸外按压之类的工作，全都以孙立恩为主。其他医生在旁边轮换。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职业习惯问题，反正孙立恩在看到了其他医生的胸外按压姿势之后，气的直接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抢位置做按压——他们那姿势也太不标准了。
职业病的结果就是孙立恩目前累的仿佛一条咸鱼。要不是胡佳一直在旁边给孙立恩加油打气，同时虎视眈眈的盯着他脸上的口罩，孙立恩还真想扯了口罩躺在地上睡一觉。
既然不能彻底休息，那就只能从其他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孙立恩半躺在地上，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用大剂量激素把全脑炎症控制一下，再配合上开颅释放颅内压。双管齐下，为两性霉素b生效争取一下时间嘛。”
“这倒是可以。不过激素用多大的量？甲泼尼龙1000mg？”陈天养摇了摇头，“给美国人搞激素冲击，这活儿我们没经验啊。”
刘堂春抬起眼皮瞥了一眼陈天养，“来非洲以前，你有黑人治病的经验么？”他晃了晃腰，对一旁的孙立恩道，“你去给帕斯卡尔博士打个电话，问问看他的意见——搞免疫抑制方案这个他比较在行。”随后，他转过头对陈天养道，“你开人脑袋有经验吧？“
“真开啊？”陈天养有些惊讶的问道，“手续啥的怎么搞？”
“之前抢救也没手续。人道主义援助嘛，怎么对患者好怎么来就行了。”刘堂春摆了摆手道，“你要是摸不准怎么开颅，那就去打电话问问有容，她开人脑袋那可是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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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博士在电话里大吃一惊，“你们发现了……二十多例集中发病的原发性阿米巴脑膜炎？”
“已经死了二十多个人了。在我们明确诊断并且证明了诊断正确后，又有三个患者因为颅内压升高所导致的脑疝死亡。”孙立恩在电话这头叹了口气，“现在的情况非常紧迫，我们必须尽快找出一个能够遏制住他们全脑炎症反应的办法。要不然残存的五个患者也撑不了多久——要是没有办法，我怀疑他们可能全都看不到后天早上的太阳。”
“全身激素冲击是个办法。”帕斯卡尔博士在听到了